前些年有机会去过几次山西，但与众多游客一样，每每只是停留或热衷于某个景观的表象，一阵走马观花后又随着拥挤人群的脚步迅速离去。山西，虽然我有时走近她，却始终只是遥看。

　　山西因居太行之西而得名，又称“三晋”，素有“华夏文明的摇篮”和“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称。山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5000年，境内保存完好的宋、金以前的地面古建筑占全国70%以上，古人类文化遗址、帝都古城、宝刹禅院、石窟碑碣、佛道圣地以及革命文物史迹等，构成了其古今兼备的人文景观。

　　因地处联结塞外与中原的要道，山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为民族融合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当佛教传入中原后，在此发扬乃至鼎盛，如是五台山、云冈石窟等景点烙上了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在风雨中屹立千年的应县木塔、恒山悬空寺等古建筑也融入了多民族的智慧。山西不仅自然资源丰富，还是一片红色热土，太行山、吕梁山在抗日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多少英烈忠魂长眠于此。

　　但我对山西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晋商文化了。细想，无论是平遥古城，乔家、王家大院等古民宅，还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都离不开晋商的踪影。位于山西中部的平遥是座有着2700多年历史的古城，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行走在古城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蚰蜒巷中,时光仿佛回转到明清。中轴线南大街曾是当时最繁盛的商业街，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两旁老字号和传统店铺林立，在清代掌控着全国50%的金融机构。西大街日昇昌,这个一度操纵着整个清朝经济命脉的中国第一票号当时实现了汇通天下，鼎盛期分号遍及全国30多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清晚期，平遥有20余家票号总部，成为了全国的金融中心，也是晋商发源地之一。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写道：在19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和太谷几条寻常的街道间……

　　晋商作为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达到了鼎盛，当时的晋商已是国内十大商帮之首，他们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旧时曾有人说：“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明清晋商的成功，归因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这就是融进取、敬业和群体精神于一体的“晋商精神”。过去，山西自然条件算不上好，但山西人没有囿于生存条件的限制，而是把目光投向家乡外的辽阔天地，试图走出另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选择“走西口”，开创出了更为广阔的生命空间。他们有着良好的人格素质：坦然从商，把商业当作一项终身的崇高事业来对待，商农伍仕曾是山西社会的定位序列；目光远大，把整个中国版图纳入视野，少有空间框范，建立起一系列票号，主宰着全国民间资本的流通；讲究信义，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群体力量，而不是个人冒险；严于管理，制定出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严格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

　　晋商十分推崇儒家思想。他们认为儒贾相通，行贾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认为义利相通，把诚信不欺﹑重义作为处世立业之道；把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提出修身正己，用人唯贤，勤俭经商；注重科技应用，编著出《贸易须知》等经商著作，并试图通过科技应用推动商业发展。

　　晚清时期，中国近代社会极度动荡，外国资本的涌入，封建王朝的腐败，内忧外患中，一度恢弘的晋商群体走向没落，湮没在历史滚滚的车轮下，但这一群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磨灭。

曾一次次站在“三晋”大地上，看那些巧夺天工的楼阁，雕梁画栋的古宅，青砖灰瓦的古城，雄伟高大的石窟……我只能静静地抚摸历史的痕迹，似乎想寻找些什么，留住些什么，但始终一无所获。山西离我近在咫尺，却又那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