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东周时期楚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楚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文明。东周时期楚国农业，无论是在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上，还是在农田水利的规划和建设上，以及在粮食的生产水平和能力上均走在诸国的前列，登上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

    楚地处江淮流域，位于温带东亚季风区内，气候温暖，雨量充足，非常适合水稻的种植。东周时期的楚国弘扬了南方民族种植水稻的传统和优势，进一步扩大了水稻的种植面积，并在广泛吸收和综合利用南方种稻北方种粟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推陈出新，发展了火耕水耨这一简单而高效的农业耕作方式。关于火耕水耨，文献多有记载。火耕水耨指的是种植水稻时的两个耕作阶段。所谓火耕，就是秋季收割水稻时只割下稻穗，留下大部分稻秸在田中。来年春天，放火将其与田间干枯的野草一起焚烧成灰烬，然后翻耕土地，将灰烬埋在土下作肥料用。这是水稻种植中备耕阶段的耕作方法。所谓水耨，就是在水稻生产前期，稻苗中间有许多杂草伴生，此时可以将稻田的水放掉一些，将杂草拔掉后再埋到田里，然后灌水沥腐，从而将杂草变成肥料。这是水稻种植中中耕阶段的耕作方法。在水稻成熟过程中，水耨往往要进行两三次。

    当然，若以近代农业或者现代农业的眼光审视，火耕水耨当然是落后的耕作方式。但若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中考察，则不失为先进有效的耕作方式。长江中下游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区，气候温暖，雨量充足，有利于水稻的种植。但是，从晚秋到早春这一段时间内雨水比较少，将收割后的稻田内的水放干，不仅可以使留在田内的稻秸和杂草变枯，还利于来年中稻前的火耕，而且有利于土壤内部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增加土壤的肥力。因此，在犁耕尚未推广而荒地多肥料少的条件下，火耕水耨是一种因地制宜发展稻作农业的良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也正因为如此，直到汉代，实行火耕水耨的江南还“无饥馑之患”，汉武帝才诏令山东的灾民前往就食，甚至准许他们在那里安家立业。到了公元九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在沿用这一传统的农耕方式。甚至近代，我国农村一些地区种植水稻时仍然在使用类似于火耕水耨的耕作方法。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东周时期的楚国，农业生产工具经历了两次重大飞跃。一是春秋时期青铜制造的农业生产工具完全取代了木制和石制生产工具，成为生产力的代表者。二是战国时期铁器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青铜生产工具成为生产力的代表者。现有考古资料表明，楚国是最早使用铁器的国家之一。我国早期的铁器，以楚地出土最多，其中又以生产工具为大宗。楚国铁农具不仅在铁器中所占比重较大，而且种类相当齐全，除有无犁尚难断定外，其他农具大体都有了。如掘土和除草用锄，取土用的臿，破土、取土用的镬，刺土翻地用的耒、耜，收割用的镰，以及伐木垦田用的斧等等。

    楚地处水乡泽国，在享受水利资源丰富的同时，又常受洪涝之灾。随着青铜、铁制工具的出现，楚人开始大力兴修各种农田水利工程以兴利除弊，发展农业，水利灌溉事业由此逐步发展起来。楚国农田水利设施包括堤防工程、蓄水工程和排灌工程，其中以蓄水工程最富盛名。春秋中期，楚人在广泛吸收和综合利用南北农业精华的基础上，创建了筑陂蓄水的水利工程，这是他们对古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一项巨大贡献。陂是一种以蓄水为主要功能的水利设施的通称。陂的产生与稻作农业相联。上古水稻的种植，必须相察地形的高低，以便于蓄水或引水灌溉。排灌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环节，楚人对排灌工程的兴建也格外重视，他们兴建了一套以沟、渠和浦（人工河）为主要设施的排灌系统，其体系之完备为列国所罕见。

   期思陂和芍陂是楚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水利工程。期思陂是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它突破了此前楚蛮、扬越、淮夷土著所筑的小陂只具备蓄积雨水和导引沟水的功能，兼具截河蓄洪与分流功能。期思陂水利设施被誉为“钟天地之善，收九泽之利”。此项工程后代屡有整饬，维修，以饷期利。期思陂在中国农田水利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我国亘古以来第一个社会性的农田水利工程，比我国历史上早期的著名水利工程——魏国的西门渠、秦国的都江堰和郑国渠，分别要早约200多年、300年和360年，堪称我国上古农田水利建设事业上第一座不朽的丰碑。

    楚顷襄王时期，子思主持修建了楚国历史上另外一个更大的水利工程——芍陂。芍陂位于今安徽寿县西南，后名安丰塘，因水流经过芍亭而得名，可灌溉周围粮田数万顷。芍陂的兴建不仅给战国晚期处于衰退之中的楚国经济带来了些许活力，而且为此后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今芍陂的灌溉面积达到60余万亩，并有防洪、除涝、水产、航运等综合效益。

    随着铁农具的使用和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和完善，楚国的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进展。楚国农业生产之发达，首先通过楚国粮食产量巨大表现出来。《战国策·楚策》记苏秦游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这里的粟不是实指，而是粮食的代称。偌大国家，兵多将广，马匹辎重，数以万计，所需要的粮食供应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楚国储备的粮食居然能够供给十年，其农业生产实力之雄厚，由此可见一斑。

    楚国农业生产水平，还可通过粮食品种之丰富体现出来。王逸在《楚辞·大招》“五谷六仞下”注曰：“五谷，稻、稷、麦、豆、麻也。”关于“五谷”，东汉人还有一种说法，如比王逸稍晚的郑玄说是麻、黍、稷、麦、豆。王逸为今湖北宜城人，郑玄是今山东高密人，地分南北，故“五谷”之内涵有别。楚之“五谷”，当如王逸所说。此外，楚辞中还有多处提到粮食的名称，如《天问》的“咸播秬黍”，《招魂》的“稻粢穱麦，挐黄粱些”，以及《大招》的“设菰粱只”等。

    楚人除主食外，农副产品也众多。楚人种植的农副产品主要是蔬菜和瓜果。楚国种植的蔬菜和瓜果的品种绝大多数与今天所见相同。迄今为止，有关楚国的蔬菜瓜果发现已经达数十种之多，如葱、韭菜、花椒、板栗、菱角、莲子、樱桃、梅、枣、梨、柑桔、生姜、南瓜子、藕、荸荠、小茴香等，在长沙楚墓、江陵、荆门信阳等地楚墓都可以看见这些品种的部分甚至全部。

    战国时期，楚国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的原因，除了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水利设施的日趋完善之外，统治者重视对边塞和空旷之地开发垦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吴起变法时，针对楚国地广人稀这一实际，向楚悼王明确提出移民垦殖。此举对开发周边地区，扩大耕地面积，带去先进的生产方法，起到了巨大作用。

    楚国发达的农业，不仅造就了农家学派及其创立者——许行，而且催育了我国最早的农学著作——《神农》。萃于《吕氏春秋》等典籍中的有关农业生产技术与经验的理论，有不少是楚人智慧的结晶。

    农家学派是战国后期兴起于楚国的一个学派。该学派奉神农为祖师爷，兼谈农业理论和农业技术。这个学派曾盛极一时。农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楚人许行。他力倡君民并耕，令人遗憾的是，许行有关农业技术的论述没能留存下来。

    当时楚国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能够比较严格地把握，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耕作制度，并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理论总结。楚人非常重视精耕细作，为调节地力，楚人保留了传统的休耕制度，并且创造了调茬轮作的先进耕作方式：“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楚人不仅总结了施肥的经验，而且对施肥的方法也提出了具体要求。楚人非常重视田间管理，对田间任何一个操作过程都有严格的标准。楚人对防治农作物的病害和虫害有着丰富的经验，能够区分不同农作物的天敌，并采取相应的防害措施。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派诞生于楚国而非他国，这本身就说明，楚国具备孕育这一学派的理想土壤。而《吕氏春秋》论农篇之所以对楚国农学格外推崇以至精心撷录，则标志着楚国农业已经达到当时农业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