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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就是作风 ——从《摄政王致史可法书》及其复信说起
2025年第7期 —— 八面来风 作者:文/开宇鹏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风问题古已有之、常提常新。有时一两篇文章,就能折射出施政方针的优劣,让我们一窥王朝兴替的气象。

1644:书信的交锋

1644年,既是明崇祯十七年,也是清顺治元年,还是大顺永昌元年、大西天命三年。那年三月,李自成攻破京师,崇祯帝自杀;四月,多尔衮合兵吴三桂入关并击败了起义军;五月,清兵占领北京;同时,史可法、马士英等人在南京拥立朱由崧即位。乱局之中,清摄政王多尔衮给明督师、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史可法去信一封,说明了清廷的立场、态度,史可法随后复信多尔衮,从南明的角度进行了申辩。这两封信即便到了今天,对我们正确认识文风、自觉改进文风也有很强的启发性。

立场上:强词夺理VS飘忽不定。卢梭将战争定义为国家之间对社会契约与宪法的攻击性。在两封书信中,多尔衮和史可法都极力强调自身行为的正当性。多尔衮抓住“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这一有利事实,称吴三桂“效包胥之哭”,清廷“感其忠义”出兵相助,并指责南京方面“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要求史可法等人劝弘光帝“削号归藩”,投降清朝。面对强词夺理、咄咄逼人的多尔衮,史可法复信措辞极为软弱,反复为弘光朝廷继统的合法性进行辩解,一再表达“连兵西讨”的愿望,幻想与清廷友好相处。在信中,史可法忽视吴三桂已降清并受封平西王的事实,承认吴三桂“假兵贵国”的正当性,这无异于变相承认了清军行动的合法性。

战略上:蓄意南侵VS偷安江左。清军得以入关,实出于偶然,且无论是满族人口还是清军兵力都十分有限,继续南侵是很吃力的。多尔衮自己也曾说过“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但经营京畿离不开东南钱粮漕运的供给,加之弘光朝廷坐享江南丰腴,“四镇”互相提防掣肘,毫无奋发雪耻、收复失地的迹象,这也使清廷坚定了继续南侵的决心。多尔衮在信中已经开始为这一战略作铺垫,他指责南明方面:“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面对以正统自居的清廷,南明方面却依旧心存侥幸、苟且偷安,幻想通过和平谈判将战火西引,达到偏安江左的目的。

战术上:威逼利诱VS一厢情愿。对南明,清廷极尽威逼利诱之所能,一方面以军事行动相威胁,恫吓南明别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另一方面以吴三桂为示范,用“尔公尔侯,列爵分土”笼络南明官员;同时还以宋朝“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的先例警告南明,可谓步步紧逼。反观南明方面,史可法虽为督师,在内廷受到马士英等人排挤,在前线又节制不了“四镇”,只能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联虏平寇”,在言辞上自然显得软弱甚至有些谄媚。对于多尔衮的威逼利诱,史可法应该充分认识到清廷的野心,但他却仍在一厢情愿地讲大道理,寄希望于唤醒清廷“仗义扶危之初志”,真不知他是天真还是无奈。

笔法上:字字见血VS三纸无驴。今天我们知道,这两封信都由幕僚代笔。多尔衮的捉刀人是著名的才子李雯,他对多尔衮乃至清廷的心思揣摩得十分精准,明白清廷此时已抱定入主中原的决心,但在道义上,又必须打着入关破贼、代明雪耻的旗号。因为去信一开篇就指责南明“有贼不讨”,质疑南明政权合法性,继而铺陈清军占领京师的正当性,以“王师”自况,软硬兼施,要求南明立即无条件投降。从弘光帝登基到史可法复信多尔衮,四个多月过去了,南明未发一兵一卒,史可法自知理亏,只能顾左右而言他,用大量篇幅为崇祯帝、弘光帝辩解。执笔的黄日芳初稿“词颇峻”,史可法唯恐触怒清廷,说“不必口角也”,亲手“删润”成今天所见的定稿。

正确认识文风问题

300多年前的这两封书信,深刻揭露出当时满清与南明两个政权在作风上的差异,也将多尔衮与史可法两人在政治眼光、政治手段、政治觉悟上的差距展现得淋漓尽致。史可法或许也能认识到自己复信中存在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局势下,他只能这么写。所以说,文风问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风格取向问题,也无关笔力、笔法的强弱高低,其症结往往在文章之外,与我们的立场、认识、态度、手段紧密相连,是作风的直接体现。

文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整顿文风。毛泽东同志强调:“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号召全党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作风建设破题开篇,对进一步精文减会、改进文风提出明确要求,标志着新时代我们党的文风建设、作风建设进一步走向成熟。

文章怎么写,会怎么开,话怎么说,都直接映射党员干部作风状况,直接关乎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文风连着作风,文风就是作风。文风好了,说明作风向好,我们的事业也就会好。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引领社风民风深刻变革,振奋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汇聚起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怎样加强和改进文风

关于如何加强和改进文风,从300多年前的这两封信中,我们至少可以汲取以下四点教训。

政治立场举旗。政治立场体现一篇文章“为什么人”,是文风的根本属性,也是文章“合法性”的集中体现。面对颠倒黑白、强词夺理的多尔衮,史可法不敢在道义上加以驳斥,一味回避,长了对方气焰,灭了自家威风。好的文章,必须敢于旗帜鲜明亮明政治立场,不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更不能打马虎眼、遮遮掩掩。要在洞悉局势、吃透上情的基础上牢牢站稳政治立场,让文章成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生动注脚。决不能犯原则性错误,更不能“低级红”。

战略思维定向。战略思维检验的是大局观,是文风的关键要件。起草文稿,首先要想清楚为什么写?写的目的是什么?能不能不写?然后直奔战略目标而去,不能太“就事论事”。多尔衮的去信目的明确、语气霸道,读下来一气呵成;史可法的回信则极为被动,用了大量篇幅回应多尔衮的责难,核心主张绵软无力,退缩观望的态度十分明显。一篇好的文章,一定要用战略思维导航定向,主旨必须明确,文章的每一部分都为这个主旨服务。有些文章读起来味同嚼蜡,拼凑感很强,就是作者在动笔前没有想清楚上面的问题导致的。

立足现实谋篇。苏轼主张“博观而放取,厚积而薄发”。我们有时候拿到一些新题目,常感到没有东西可写,只好生搬硬凑、生拉硬拽,车轱辘话反复说,这是调查研究不深、知识储备不足所导致的。回顾1644年,彼时,顺治帝才6岁,多尔衮身为摄政王,自然“说了算”;而史可法在拥立问题上被马士英拿捏,在军事上仰赖“四镇”之力,只好“算了说”,写不出什么实实在在的举措。有时候文章的好坏,根源在文章之外。感到文章难写的时候,不妨走出书房、走进田野,去了解现实情况、发现一些实际问题、提出几点对策建议,文章自然就好写了。

突出重点布局。鲁迅先生讲:“时间就是性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如果没有必要而把文章写得很长,就是在浪费书写者、审校者、阅读者的生命。相信大家都有同感,所以这段也就写得简短一点,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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