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

荆楚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见证者

湖北是最早步入早期文明阶段的区域。从建始人、郧县人到梅铺人、白龙洞人，再到黄龙洞人、汉阳人，荆楚远古人类演化史连续而清晰；从鸡公山遗址到桅杆坪遗址，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荆楚史前文化发展脉络独立而完整；桅杆坪陶器，太阳人石刻，柳林溪原始文字与天文符号，屈家岭文化的水利与稻作，石家河文化的筑城、琢玉以及敬天法祖、以和为贵等理念和习俗，证明荆楚史前文化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文明之路，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先秦时期，楚国从江汉间崛起，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拥有“半天下”的地位，将南方族群整合成为统一的楚民族，融南北文化于一炉，形成了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楚文化，为秦汉大一统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来源，对统一的中华文明的缔造和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范文澜先生指出，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秦汉至明清，湖北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大事迭出，确立了荆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全面而系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秦汉以后，湖北处江汉朝宗之所，居东西南北之中，当四通八达之会，得中独厚的区位优势充分彰显，与之相适应，荆楚文化在五方杂处中不断交融与汇通东西南北文化，一面推动自己发展和创造，一面又发挥媒介作用，把多元融合的文化向四周辐射开来。梁启超先生指出，湖北“不独能代表长江文化”，并能“容纳黄河文化，而传播于长江一带”，“统观前后二千余年，湖北为中国文化枢纽，在文化史上实居重要的地位”。

荆楚文化是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荆楚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层面都有着诸多创新之举，中国历史文化当中很多元素，是在荆楚文化当中孕育或最先出现的，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开拓创新、自强不息成为荆楚文化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

从物质层面看，先秦时期，湖北是水稻、茶叶种植和冶铜、治玉、丝织的重要生发之地。北宋时期，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引发文化传播领域革命，与火药、指南针一起，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惠及全人类。明清时期，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集传统中医药之大成，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造福海内外。时至清末，亚洲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崛起，湖北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在20世纪初叶崛起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基地，所谓“驾乎津门，直追沪上”。近代湖北是“吾国最重最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场”，而“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

从精神层面看，春秋时期季梁“民为神主”学说和楚庄王“止戈为武”的理念，分别是中国古代民本意识的先声和人类和平理念的前导。汉末荆州学派传承发展两汉代经学，成为魏晋玄学的源头活水。唐代陆羽《茶经》，条分缕析，广博精深，使饮茶成为全民风尚，标志着中华茶文化的形成。三国支谦在武昌译经，东晋道安在襄阳弘法，南朝智顗在当阳创建玉泉寺，唐代道信、弘忍、慧能“三代禅祖聚蕲黄”，逐步完成佛教中国化，禅宗从这里走向世界。楚辞和“优孟衣冠”“汉调进京”，对中国文学和艺术影响巨大而深远。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与《诗经》并峙，既是中国文学的两大高峰之一，又是中国文学的两大源泉之一，开中国文学浪漫主义之先河。历代一流的人文学者，无一不受楚辞浸润，“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荆风楚俗、骚人遗韵、香草美人等因之成为后世常用的文学意象。春秋时期，楚国乐人优孟以善于模仿人物声形表演而闻名于世，“优孟衣冠”因此成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代名词。清代乾隆时期，荆楚“汉调”偕徽班进京，成为京剧主要唱腔。崇阳米应先、罗田余三胜和江夏谭鑫培，对京剧的成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制度层面看，先秦时期，楚国首创县制，突破商周以来分封制的成规，开后世郡县制之先河，是在制度层面的重大创新与贡献。清末，张之洞督鄂期间的“湖北新政”，更是一种全方位的创新，为武汉的崛起乃至成为辛亥首义之区奠定了基础。辛亥武昌首义，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颁布了中国近世第一个临时宪法《鄂州约法》，对中国乃至亚洲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其“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追求变革、不懈奋斗的英雄气概，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精神核心。

荆楚文化是涵养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源泉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培育出以爱国主义、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天下为公等为内容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激励着中华儿女始终百折不挠、自强不息。

荆楚文化在中华民族精神孕育锻造中发挥的作用巨大而深远。作为人类轴心时代的伟大创造，荆楚先民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大象无形的开放气度、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上善若水的和谐理念、九死未悔的爱国情怀、一诺千金的诚信品格，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时时激励中华儿女奋发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永远保持清醒头脑，继续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么一种精神，继续保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一种警醒，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成为中华民族创造辉煌的必由之路，始终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始终成为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必由之路。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还要有集中体现民族精神的突出标识。楚国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屈原，就是这样一位堪称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辉典范。他“志洁行廉”的政治品格、“九死未悔”的爱国精神、“上下求索”的创新意识、“哀民多艰”的民生情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都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成为承载家国情怀的文化标识。正因为如此，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这是中国也是亚洲唯一的入选者，这是中华民族的荣光，也是荆楚文化对中华文明最显著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民族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实践者和开拓者。从创立之日起，我们党就高度重视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重要作用。在一百多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顽强拼搏、不懈奋斗，铸就了一座座精神丰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其中，伟大建党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大别山精神、老区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都与荆楚文化的涵养密切相关，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的不懈追求在荆楚大地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