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世界。大多数微生物对人类是无害或有益的，然而有一些病原微生物，在漫长的历史中，由它们引起的传染性疾病曾经夺去无数人的生命，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性灾难。

随着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生物医学的进步，许多曾经危害人类健康与生命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新的传染病却在不断出现。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不同地方出现的新传染病达几十种之多，包括近年出现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当前的新冠肺炎。与此同时，一些在过去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又有重新抬头之势。

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传染病的产生和流行与人类自身的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传染病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是影响人类健康与生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传染病的社会根源

传染病的大规模传播最直接的原因是病原体的传染性。但是，若对其认识仅仅限于病原体，则失之肤浅。上述数千年的历史表明，传染病的大规模发生与人类社会文化中一些因素，如贫穷、战争、殖民、工业化、都市化、全球化等都密切相关。传染病产生与流行、新发与再发的社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环境与生态。人类社会工业化、都市化等进程都可能造成环境和生态的改变。环境和生态改变影响传染病传播的可能途径有三个方面：一是使人类接近那些早已存在、但不为人类所熟悉的病原微生物的自然疫源地或者宿主。二是为传播虫媒提供更好的滋生和生存条件。三是增加带菌动物，或者使人类与带菌动物更加接近。例如，曾在美国和欧洲流行的莱姆病就与再造森林有关，因为森林面积的增加导致鹿数量的增长，而鹿正是莱姆病病原体的主要宿主。

人类行为与生活方式。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尤其在一些农村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卫生条件、卫生观念、医疗技术和疫情监测程度都相对落后，为传染病的大规模传播提供了条件。除此之外，人类与食物有关的一些习俗，也与传染病的产生和传播密切相关。例如，典型的与食品加工、饮食习惯相关的传染病有新变异型克雅氏病、猪链球菌病等；而食用未经灭毒处理的毛蚶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上海甲型肝炎流行的主要原因。

医疗技术与医疗实践。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但它本身也被认为是导致某些传染病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是医疗器械使用的问题，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在非洲埃博拉出血热流行的过程中，许多继发病例是在医院感染的，其中多数是通过被污染的注射器在患者间传播。二是过度使用或滥用抗生素会使人的自然抵抗力下降，同时也导致了病原微生物向耐药化发展。结核病的卷土重来就与耐药菌株的产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三是某些生物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也有可能导致新病原体的产生。至于生物战、生物恐怖主义，更是不可不防。

预防和控制体系。当前新传染病的产生和老传染病的重新抬头，认识上的错误、预防和控制体制的缺陷等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人类健康状况的提高，以及过去对传染病预防和治疗的成功使得传染病教学、科研、治疗和预防投入下降。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20世纪50至70年代就能得到很好控制的结核病，随着预防、控制结核病的基础结构不同程度地被瓦解，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又重新出现。

全球化。全球化对传染病传播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缩短国家之间的距离。国际旅行的大量增加，以及食品处理、加工和销售的国际化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传染病的传播。二是全球市场的形成加剧国际经济竞争，可能使部分国家削减用于公共卫生项目的支出。

传染病的社会防控

人类对传染病的防控，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7世纪以前，因为找不到“元凶”，人们通常认为传染病是超自然力量对人类的惩罚。1683年，列文虎克第一次用显微镜观察到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生物。到19世纪，人类科学技术水平有了长足进步，随着科赫和巴斯德的先驱性研究以及疾病病原理论的提出，人类开始认识到，传染病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水的净化处理、带菌者和啮齿类动物控制等公共卫生措施有力切断了许多传染病的传播途径。由英国医生琴纳在18世纪末提出的预防接种原则在100多年后投入实际应用，而中国人用古老的方式早已开始试用。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消毒剂和抗生素，并大量应用于临床。

此外，随着对免疫系统及其在对抗传染性疾病中意义认识的不断深化，增强自身免疫力也成为对抗传染性疾病的有力手段。这些措施的综合应用，降低了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物科学技术进步和对传染病的有效控制，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人类健康状况的转变，其主要表现为全球范围内平均期望寿命大幅度提高，疾病谱、死因谱和疾病负担从以传染性疾病为主向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方向转变，很多学者认为传染病将不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基于这种认识，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逐渐放松了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但这些措施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我们不能将思维局限在病原体的生物学特征、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特征、特效治疗药物和疫苗的开发上，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传染病产生和流行的社会根源。近年来，新传染病的出现与老传染病的重新抬头提醒人们，传染病的社会干预与防控也至关重要。

正确认识传染病。目前人们对传染病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误区：一是认为传染病不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问题；二是认为随着生物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终将彻底消灭传染病；三是认为对公共卫生项目的投入会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竞争能力、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然而，近年来新传染病的产生和老传染病的重新抬头，说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传染病问题将继续困扰人类。因此，在全球、国家、地区等层面，都应该把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当作一个影响健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来看待。

全球监测和法律建设。既然经济发展和传染病的流行正在经历全球化过程，那么建立全球性的传染病监测体系则成为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一个基本步骤。完备的监测系统有利于在疫情的早期发现问题，为有效控制措施的实施创造条件。同时，合理的传染病预防、治疗和控制法律被证明在控制传染病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国际法方面，世界卫生组织采用了限制血液制品和人类器官的国际贸易，有利于控制艾滋病等传染病的国际传播；国内法方面，我国有多项法律、法规涉及传染病的控制。除此之外，在公共卫生基础结构建设、教育和培训、对传染病的研究等方面也应加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