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秦、楚这一对冤家，在狼烟四起的战国时期曾被认定为一统天下的最终对手。这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机缘加上血流漂杵的打打杀杀，为两国的瑜亮之争平添了许多使命感与责任感，也彻底染红了东周时代的晚霞。

　　可以肯定的是，秦、楚两国的先民们，绝不会想到自己这个族群有朝一日会成为天下大势的主导。他们在熹微晨光中开始跋涉时，都有过一番艰难困厄而且不无心酸的经历。

　　秦人的公族为嬴姓。嬴姓始祖大费，亦称伯翳，在虞舜时代曾为山泽之官，掌管草木鸟兽，尤能驯马。大费之后，子孙以善御著称于史，直至商末，仍然牵马执镫。楚人的公族为芈姓。芈姓始祖祝融，相传是高辛氏的火正，既观象授时又烧荒备耕，但夏商之时遭到殷人打击，其中芈姓一族在商朝末年由部落首领鬻熊率领南迁丹、淅之阳，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

　　西周时期，天下一统，广大分封。嬴姓累世效忠商朝，周人对他们的投诚颇有顾虑，命其移居陇西，直至孝王时代才邑非子于秦地，“主马于汧、渭之间”。芈姓首领鬻熊在商末为贤者，曾经“子事文王”，但因早卒，这个部落未能和邻居一起征商，遭到周人疑忌。鬻熊之子熊丽率部迁于汉水南面的雎山之间躬耕，直至熊绎时代才被周人封于楚，位居五等爵位的最低一级。从这个层面来说，秦人与楚人受封的缘由虽然迥异，但皆属天涯沦落，可谓同命相怜。

　　西周早期，昭王南征，溺汉水而死。西周中期，穆王伐徐，有楚子从征。此时的楚人，已在西周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了。楚人英主熊渠趁周人无力掌控南土，兴兵伐庸、扬越，旌麾直至鄂东南地区，又封三子为王，开诸侯僭越称王之先河。跟楚人的踌躇满志相比，秦人的遭遇显得尤为悲壮。与熊渠同时或稍晚的秦仲，为周宣王击西戎，不幸捐躯。宣王命秦仲长子庄公率周师再度出征，终败西戎。经此一役，秦人得到了周室的信任，庄公被封为西陲大夫，地位大幅提升。西周末年，申侯引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之麓，秦人护卫平王有功，被封为诸侯，于是“始国”。秦君称公，由此而来。

　　从早期的历史脉络中，我们不难发现，秦人与楚人都是有着一技之长的族群，他们都能忍辱负重，在历史的波涛中逐步形成了沉稳与机敏的性格。但是，由于地缘的远近以及与周室的亲疏，二者在东周时期渐行渐远，逐渐走出了两条互不相属的道路。秦人在周人身侧，惮其威仪唯有恭谨，乃至长袖善舞八面玲珑；楚人世居蛮夷之乡，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念念不忘先人的委屈与愤懑，稍有机缘不惜揭竿而起，为所欲为也就顺理成章了。

　　公元前635年，关山遥隔的秦、楚之间爆发了首次冲突。秦、晋伐楚之附庸鄀国。楚人对这种挑衅习以为常，只派了斗克与屈御寇两位县公率申、息之师去迎敌。出乎楚人意料，秦人竟然使诈，骗鄀人乞降后突袭楚师，斗克和屈御寇疏于戒备，皆为秦人俘虏。此次楚国丧失的兵员不多，但两位县公身陷囹圄，实在窝囊。作为一个在江汉平原上“勤劳致富”的刺头，此时的楚国还难以理解深沐皇恩的秦人翻云覆雨的行事风格。坦诚说来，此战秦人胜之在诈，楚人败之在骄，但左右胜负的推手——一个族群的心理定势，在这次战争中并非发挥了微不足道的效用。

　　春秋中期，秦人为对抗晋国，与楚结盟。楚人摈弃前嫌，热情回应。《左传》记本时期秦楚联合军事行动多起，北宋时期出土的秦人石刻《诅楚文》亦有“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两邦若壹。绊以婚姻，袗以斋盟”云云，即为明证。这段跨越了“十八世”的蜜月期可谓秦、楚外交的黄金岁月，两国互为依托，相得益彰，诸侯为之侧目。

　　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1号台基出土一件青铜甬钟。此铜钟的钲部刻“秦王卑命”4字，鼓左刻“竞坪王之定救秦戎”8字。2007年4月，崇源国际（澳门）拍卖公司征集到一批青铜器，其中与“秦王卑命”钟相关的有7件鬲、2件簋和2件豆。

　　经学者考证，“秦王卑命”钟的文化内涵已大体清晰。铭文中的“卑”，可能是秦哀公毕，“竞坪”应读为“景平”，是楚平王的双字谥。“救”字可以如本意，也可以训为“求”或“逑”，全句的意思可能是楚平王受秦王之命率援军至定营救秦，但也可能是楚平王联姻于秦。可以肯定的是，不论训诂如何，此钟都反映了秦、楚两国在当时的良好关系。

　　公元前526年，楚平王命太子少师费无忌聘于秦，求秦女为太子建夫人。费无忌不为太子建所喜，见秦女貌美，劝平王纳秦女，楚平王欣然许之。这一荒唐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平王父子的反目，让太子太师伍奢与长子伍尚身死，太子建及伍奢次子伍员远走他乡。公元前506年，决意复仇的伍员率吴师入郢，但此时楚平王已死，怒火攻心的伍员掘坟鞭尸泄愤，楚昭王弃国奔随。在这个危急时刻，秦人挺身而出，助楚人复国。楚昭王率百官离开千疮百孔的旧郢，迁都于湖北江陵。

　　战国时期，楚用吴起，秦仗卫鞅，相继变法。吴起是曾子的学生，好用兵。卫鞅，亦称商鞅，公孙鞅，崇尚法家。吴起变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人亡政息；卫鞅变法大抵以强兵重农为要，又强调军功，甚至不惜以什伍连坐捆绑国人。卫鞅之法不仅惠及了他在世时的秦孝公，而且影响了接下来的秦王朝与秦帝国，可谓深远。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批秦简。这批秦简的内容包括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及日书等，上限至秦昭襄王，下限到秦王嬴政。在云梦秦简的《军爵律》中，秦人明确指出：斩敌首一颗，奴隶可擢升为平民；如亲身父母皆为奴隶，斩敌首两颗可赎免其中一人。此外，身为奴隶的工匠斩敌首一颗，马上就可以变为平民工匠。这种骇人听闻的规定，让我们对战国晚期的秦人军法有了更为深刻地认识。可以想见，这种由庶人、奴隶甚至刑徒为主体构建的秦人部队一旦与东方六国相遇会迸发出怎样的战斗力。在战国晚期的多次战斗中，秦军之所以节节胜利，这种升迁机制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

　　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引兵伐楚，楚割汉北和上庸之地予秦以求和。复明年，秦白起引兵伐楚，攻克邓、鄢和西陵。又明年，白起引兵南下，所向披靡，楚国郢都失守，顷襄王率余部远徙于陈。郢都这座16平方公里的南方第一大城，就此结束了它作为楚都的使命。

“章华歌舞终萧瑟，云梦风烟归苍茫。”2300年过去了，秦与楚的是非纠葛早已化作历史云烟，然而临风怀想，仍不免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