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孙秉文出生于监利尺八陶家市一个世代厚道的农耕家庭。与他有缘，也许是同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上，“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又一同就读于监利初级中学，先后参加教育工作，有幸三次共事。

   1955年，监利县委、县政府拟定在城关镇后河岸畔、群建桥旁、杨家湾上之县扫盲办公室旧址，创办“监利县区乡干部扫盲班”，计划用两年的时间，扫除区乡主要领导干部中的文盲及半文盲（包括县直部分科局长）。我和秉文等被认为有一定文化业务水平，组织能力强，并具有工农感情而调入扫盲班任教，他后为副班主任。起初因办学条件差，我俩同睡一张床，后条件有了改善，我俩仍同住一个寝室，同在一个房间办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多少年后，我们聊到扫盲班那段岁月时，认为那是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社会向上，人心向好，风清气正，而且生活安定，物价低廉。

　　我们每天晚上办公后，就到后街餐馆夜宵，不是羊肉面，便是红烧龟肉，一碗不过三、五毛钱，一大桌同事吃得非常丰盛。课外同学员打篮球，有时还和农校学生举行友谊赛；每逢星期六，一起到县人民剧场观看京剧。有些历史名剧，我是当古典文学鉴赏的，让我受到了艺术熏陶，为我后来教中学语文丰富了资料，提供了素材。

    1957年夏末，扫盲班按预定计划完成任务，秉文调县委会，自此他一直在党政部门工作，而我留下利用扫盲班校舍设备，创办全荆州地区第一所民办性质的“监利群力中学”。两年后，我又奉命到监利南端偏远的白螺区纯农村创办“监利柘木中学”，“人生当为一事谋”。我俩虽然工作性质不同，但常有联系，情感依旧。

    1965年秋，秉文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调任白螺区委书记，上任第一天夜幕降临时候，他就只身来到距区政府北约2华里许的柘木中学看望教师。当看到学生晚自习寂静无声、聚精会神，教师办公全神贯注，整个学校掩映在绿树丛中，高兴地说：“你默默地把柘木中学建得如公园似的。”我说：“这首先是区委的重视的结果。”我和学校两位主任陪他一边走，一边汇报：省教育厅唐运洁科长等到柘木中学视察后，写了一篇《一所正在成长的农村中学》的长篇调查报告，刊载在《湖北教育简报》上，对学校管理、教学及思想政治工作与勤工俭学进行了充分肯定。尤其对关心师生生活、学生免交学杂费、为所有学生备有蚊帐、为家庭特困生缝制棉衣与生活补助甚为赞赏。总务主任谈到我还参加过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肖慧纳亲自主持的全省七所农村中学校长会，《湖北日报》曾两次对柘木中学从农村实际出发改革教学、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作了专题报道。他兴奋不已，情不自禁地反复向我交代，“我们共同努力，把柘木中学办成全省农村学校的一枝花，为白螺地区人民造福……”谈兴正浓时，时任区委办公室秘书的李槐光四处寻他，一直找到了学校，夜深人静之际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校园。

　　风云突变，好景不长。翌年初，即1966年春，荆州地委在洪湖县开展“四清”运动试点，县委安排秉文参加“四清”工作队。是年“5·16”后，全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俩均由革命动力，一下子变成革命对象，成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好在他到白螺工作时间不长，同干部群众关系较好，对立面少，不久被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他虽为主任，但干扰太大，无法行使职权，其间，受了诸多委屈。但他信念坚定，没有怨言，没有失望，相信党最终会正确对待干部，后调任县农业局长，继任新沟区委书记。运动初期，我俩都在柘木，咫尺之遥，几乎没有谋面，但彼此牵挂，心心相印。

    1979年底，我调回离开整整20年的县城任县教育局长；不久，他调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虽然都在县城，由于各自忙自己的工作，很少在一起。

    1985年春，得益于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全县教育工作特别是“调整布局、改革结构、普及扫盲、消灭危房、培训师资、提高质量”等工作受到省地领导高度赞扬与群众认可。我便向县委书面辞呈，主动让贤。几经请求后，组织上按法律程序安排我进县人大常委会驻会，秉文略于我之前任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30年后，又有幸走到了一起，此次一共事就是三届。监利县第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仍为驻会委员、党组成员。因工作需要，我俩被安排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如30年前一样每天面晤，感慨良久，为全县民主与法制建设不遗余力，尽职尽责。此时，乱世早去，本正源清，政通人和，政治宽松。除积极参与人大活动外，有时在一起谈学习、谈生活、谈往事、谈人生感悟。人大工作期间，我受十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祖炳、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颜家富委托，主编了各20多万字的《监利县权力机关志》、《监利人大十年》。《监利县权力机关志》填补了地方权力志的空白，为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权力机关的性质、地位、作用提供了珍贵史料。《人民代表报》发消息、作简介后，几十个县、市人大机关来电来函索书，并要求介绍修编经验。该书还被选入地、省修志成果展览，获社会科学进步奖；人大修志办被评为地区先进单位，这是县人大常委会成立八年来第一次受到荆州行署通报嘉奖。后来，我遵约撰写了《精雕细刻地方权力机关志》的体会，《楚天主人》、《成都党史》刊发，并加了“编者按”，给予高度评价。当时的《湖北人民代表报》、《湖北人大工作通讯》对《监利人大十年》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两项成果的取得，也是时任办公室主任，后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秉文具体指导、热情鼓励，与之反复切磋的结果。

1994年春节后，县委几位领导找我俩谈话，于同一天正式退休，在45年的工作征程上画了一个句号。第二天，我俩即清理文件，整理收拾有关资料，将办公室及其桌椅、门窗抹洗打扫干净，告别了一起工作了9年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站（那时县级人大每届三年），开始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

　　秉文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秉性宽厚，文风朴实。他心存善良，与人为善，宽容大度，厚道仁慈，即使在阶段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岁月里，他在领导岗位上不整人、不训人，而是紧密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秉文在那个年代的干部中，也算是一位有文化的领导，一直与文字打交道。他文如其人，平实质朴，曾与人合作撰写《我们是怎样开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文，被全国《人大工作通讯》刊发，影响广泛而深远。特别是他晚年为追寻流失的岁月，保存历史的踪迹，奋笔疾书的《回忆录》，我有幸先睹为快。语言朴实无华，文字简洁，雅俗共赏。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三严三实”，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就是要求我们把“实”作为一种品质去追求，作为一种境界去修养，作为一种责任去承担，埋头苦干，踏实工作。秉文及许多老同志身上都较为全面的体现了这“三老”“三严”“三实”。

佛教有一句名言：“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厚道传家家声远，为情作文格自高。秉文心善、性直、情真，面对浊水泥污，是非善恶，总能有正确的判断与选择，“少欲知足，身心统一，言行一致”，成就了他美满的人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